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12月23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国家语委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第二批100篇音频教材。诵读库由百余位播音员、主持人、录音师录制完成,涵盖教育部审定的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文。图为段纯在发布会上朗诵八年级课文《小石潭记》(节选)。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稿

  “文革”结束,邓小平同志一复出就自告奋勇管科教工作。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把推翻“两个估计”、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17年的教育工作、肯定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为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的突破口,并作出了恢复高考招生、编写全国通用教材、增派出国留学人员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正是因为小平同志着力抓教育、抓教材,才使得教育事业气象一新,教材工作得以拨乱反正,并很快编辑出版了新的教材。小平同志对于中小学教材建设十分重视,不但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而且亲自抓教材重建工作,形成了完整系统的教材建设思想。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重温小平同志关于中小学教材建设的论述,对于推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教材,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和政务院决定成立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为全国中小学生编写出版教材,并由著名教育家、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担任首任社长和总编辑。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教育出版社题写社名。1953年,毛主席还责成有关部门从全国调集专家学者和知名教师,加强人教社教材编写力量。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举。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是科技现代化。科技要上去,人才是关键。人才的培养,教育是基础,基础教育又是基础的基础。抓好基础教育,提高教学质量,“关键是教材”。他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教育受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学生学习质量降低,教材水平大大降低,使我们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受到相当大损失。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就有可能真正按照毛主席的道路走了。要提高教材质量,现在是认真研究的时候了。”“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

  小平同志不仅从战略高度认识教材的重大意义,而且亲自抓拨乱反正时期的教材重建,积极推进各项工作的落实。他说:“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是教材问题。”“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在他的有力推动下,1978年3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和出版局关于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的报告,恢复了教材编审体制和出版发行办法。在邓小平关于教材建设思想指引下,我国中小学教材事业迅速步入正规化和科学化轨道,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了不可低估的功劳。

  “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

  中小学教材统一,是新中国各项建设的新政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势。十年浩劫,教育是“重灾区”,学校制度和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教材则各自为政,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教学质量严重下滑。十年动乱后的第一套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就是在小平同志亲自领导下完成的。从调人员、找房子,到引进外国教材、亲自看简报、作指示、接见编写人员。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的高度重视、亲自领导,“十年动乱”后的第一套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成功问世的。

  统编中小学教材,是小平同志的一贯主张。早在1958年,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就指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1977年7、8月,小平同志几次提出要编写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时要用上新教材。他强调:“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在小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1977年9月国家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确定编写“文革”结束之后的第一套全国通用教科书,并从全国各地选调一大批专家学者和优秀教师,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集中在北京全力以赴编写通用教材。1978年9月,全国中小学如期开始使用新编通用教材,也即人教版第五套教材,学校教学秩序步入正轨,迅速改变了我国中小学教材短缺和混乱不堪的局面。

  关于如何管理好教材,小平同志也有具体的意见。他说:“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教材、教育制度,教育部要出主意、提方案,还要注意抓典型、总结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

  “编好教材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

  “文革”期间,编教材的全国性机构和人员都没有了。“文革”后,加强教材机构和队伍建设,既是解决教材散乱落后、提高教学质量的迫切需要,又是尊重教材建设规律、调动教材编写人员积极性的客观要求。1977年,小平同志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针对当时中小学教材建设的专业队伍散落四处的状况,他果断指出:“以后就拿新教材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中小学教材。”1978年2月10日,他在教育部党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干部的报告》上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根据小平同志批示,教育部从全国各地抽调了200余人,以“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按中小学各个学科,分12个编写组开始工作,并且按照其指示要求,教育部和北京市委为这些教材编辑者找安身之地,先后住进了西苑饭店和环境更幽静的香山饭店。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全面展开,中小学教材建设也步入正轨。大家认识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教科书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既要有“教材会战”的搏命精神,也要有长期的研究实验和扎实的学术积淀。为了让中小学教材编写更好地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1983年6月,教育部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一套机构、两个牌子。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在百忙当中,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了所名。这体现出小平同志对教育科研和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后,在小平同志题词激励下,根据国家现代化和教育事业建设的需要,结合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发展的实际,不断加强国内外合作,广泛联系各学科专家和全国广大教师、教研员,深入开展了一系列课题研究,成为课程教材建设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为多套中小学教材的编写编辑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基础教育学科课程和教材领域的领军人物与著名专家。

  “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小平同志先后对教材编写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切合教材编写的特点和规律。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点:

  一是教材的完整性——“一系列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教材是一门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是教师讲授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载体,所以首先要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该学科的系统知识和完整内容。这应该是教材编写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小平同志1977年在谈到军事教材时就明确指出:“教材的内容,要使学员懂得敌人,懂得自己;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要有现代战争的知识,坦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等。总之,一系列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而且,他还指出,“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天。”“要恢复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志气,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是教材的先进性——“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邓小平认为,只有“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才能“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并“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小平同志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几次谈话中反复说道:“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央在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拨给教育部10万美元专款购买外国教材,供教材编写和编辑人员研究借鉴。后来,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著名论断,可以说是他关于“教材要反映最先进的科学知识”这一思想的升华与发展。在新世纪,“三个面向”不但是中小学教材编写的重要原则,而且还成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

  三是教材的适应性——“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好教材”。小平同志一贯认为,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一定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课程教材建设也是如此,一定要考虑中国的国情、教情,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辉煌历史等。1977年9月,小平同志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既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学教材”,又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编出新的教材”。

  四是教材的可接受性——“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教材内容的选择应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体现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规律,有利于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这历来是教材编写的一个重要原则。小平同志认为,既要“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又要“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编写教材。他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的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因此,教材的内容、分量和进度一定要适合学生的学习,是他们所能够接受的。否则,教材编写不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和需要,再好的教本、再正确的理论,都难以发挥作用。

  五是教材的简洁性——“中小学的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简”。邓小平说:“教育工作基本方针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去做。对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要准确地、完整地去理解和贯彻。比如教材要精简,一是简,二是精。简得没有内容了,就丢了这个精字;简,不能降低质量。现代自然科学一日千里,教材要做到精,就要合乎现代科学的发展水平,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教育青年。”中小学的学科不等同于科学,一门学科的教材也不是那门科学著作的缩写或简化。因此,“编教材不能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叶圣陶语),必须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就像蜜蜂那样吸收百花精华,通过自己的劳动酿出蜜来。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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